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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第一个海外留学归来的本土资本家——苗海南


苗海南像
 

哥哥铺就苗氏家族的发展之路

  每个人的命运都打上时代的烙印,每个家庭的回忆都折射着历史的足迹。然而,有些人,有些家庭,却能在历史的册页中,浓墨重彩地留下一笔笔的记录,甚至能起到创造历史、推动历史的深刻作用。苗海南,这个许多人熟知的名字,就是近代济南百年开埠史上实业救国的第一代开拓者。他开创了济南成丰面粉厂、成通纱厂,解放后出任第一届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,曾是毛主席生日宴的座上宾……
  近日,在山东大学南校区一栋新建宿舍楼里,记者采访了苗海南的长子、山东大学教授苗永尧先生,听他讲述苗海南先生走过的不寻常的人生之路。
  苗海南(1904-1966),出生于桓台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,父亲早逝,能干而善良的母亲带着兄弟姐妹6人艰难度日。在后辈的眼中,伯父苗星垣在家族中更加德高望重,是他奠定了苗氏家族的基础。苗永尧回忆说,1910年,十几岁的伯父苗星垣跟着一个叔伯兄弟漂泊到济南,在老乡开的粮栈当学徒工。旧社会学徒几乎是苦水里泡大的,早晨要早起,白天辛苦干活,晚上要给老板端茶捶背倒洗脚水。伯父不仅能吃苦,而且喜欢学习,夜里别人睡觉了,他自学珠算,自此养成一辈子一天只睡4个小时的习惯。两年后,苗星垣再到历城粮栈做事,因为办事认真,品行可靠,颇受掌柜的器重和信任,常被派去买粮跑腿,还练就一把准的绝活,不管是粮食还是棉花,只要伸手一抓,就能知道里面有多少“水分”。3年后,又来到与自家世代相交的老乡王冠东开的泰华粮店,被聘为副经理。1919年,王冠东、张仲磐、苗星垣3人联合创办同聚长粮栈。这时的“同聚长”,已经是济南比较大的建筑和商行,经营者诚信买卖,不欺不诈,来自东北、天津的大豆玉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。
  在今天的济南,位于火车站北邻的一条马路叫成丰街,它的名字就来源于苗家创办的成丰面粉厂。1921年,苗杏村、苗星垣兄弟联合他人在津浦铁路站北购买地皮,修建厂房,开始筹建成丰面粉厂。苗杏村任董事长,苗星垣任总经理。1922年8月,成丰面粉厂正式投产,日产面粉2000包,当年结算即获得纯利7.5万元。苗氏集团深知小规模的企业在竞争危机中是难以立足的,于是将利润的大部分转作投资,扩大再生产,增添机器,次年日产能力便达到了5200包。到1930年,成丰面粉厂经过不断扩建,共有钢磨25部,工人600多人,日产能力达到8000余包,成为济南当时设备最多、产量最高的面粉厂。1932年,实力渐渐雄厚起来的苗氏兄弟创办起了成通纱厂,之后苗星垣担任了两个厂的董事长。

国难当头 苗海南力擎民族工业的大旗

  苗永尧回忆说,伯父苗星垣是一个孝子,上对老母亲特别敬重,下对弟妹非常爱护,尤对弟弟苗海南格外器重和关爱。他先供弟弟在老家读书,后转到济南读高中,再送弟弟到中国当年唯一的纺织专业学院——南通纺织学院学习,1928年送弟弟到英国留学。是哥哥的经济援助和高远眼光,造就了弟弟苗海南发展民族实业的雄才大略。
  1929年至1933年,日本为了转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,利用邻近中国的有利条件,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掠夺。在产棉区山东,仅纺织业,日本工厂便占据了大半的生产和原材料市场。此时,苗星垣、苗杏村等50人,以“当斯外侮临头、共维国难、挽回利权”为号召,全力以赴地开始筹办自己的纺织厂。
成通纱厂
 
  1933年,济南第一家较大规模的民族资本私营纺织企业——成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成投产,从英国留学归来的苗海南出任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。1928年进入英国曼彻斯特皇家第六纺织学院学习纺织的苗海南,在英国学习了大量的管理和技术知识,并且遍访英国各大纺织中心,为日后回国建厂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济南成通纱厂的建立,无疑给他提供了一片宽广的驰骋天地。 
  回忆父辈的奋斗历程,晚辈们这样说:“父亲苗海南因为有留学经历,他思想民主,思路开阔,他把西方文化当中很先进的东西,包括经营理念和技术引入到商业文化当中。他深知企业的成败与否在于用人,所以用‘聘贤’之名为产品注册了商标。上任之初,他便用高薪将他在英国的同学和从日本纱厂挖来的25人聘为技术人员,并采用先进的管理经验。我伯父(苗星垣)、父亲和苗杏村等兄弟联合起来,把这个成通很快就发展壮大了。你从中可以看,他们这个时候的思想,已经没有农民的影子了。由于懂技术,会经营,成通纱厂很快就如日中天。而且,他不但如此,他还要发展大西北,不光是停留在济南,在西安又办了面粉厂。”
  然而,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大地,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着我们的每一寸土地。1937年冬,济南沦陷,日军以“合办”为名,行掠夺之实,济南成通纱厂遭到严重破坏。1945年,日寇投降,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,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横征暴敛,苗氏家族重整旗鼓、振兴实业的梦想几乎成为泡影。此时,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的苗海南陷入迷茫之中,曾写过一首五言律诗倾诉心情:
  徒倚江南路,嗟麟识道穷。三春浑夏日,一雨便秋风。青鸟书难寄,黄粱梦正中。孤云何所托,舒卷任西东。
  在迷惘痛苦的心情下,1948年5月间,苗海南去了一趟台湾和香港,两地同样满目疮痍,市场萧条,遑论建厂的投资环境!加上对国家故土的眷恋,终使他从香港返回了上海。这时经友人引荐,结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位陆同志。正是地下党的指导,使苗海南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:他决心返济,迎接解放。

新中国带给苗氏集团新的希望

  解放后的济南,驻军纪律严明、秋毫无犯,苗海南被深深感染着。他当即从上海运回价值200万美元的物资和设备,组织力量,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,开机生产。成通纱厂是济南解放后投产最早的纱厂。这个时期,苗海南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,与省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很多帮助。1949年,他一次认购国家胜利折实公债15万份。当他于1950年赴上海时,面对7家新闻单位记者,苗海南感情真诚地说:“中国的革命农民贡献最大,工商业者应向农民学习,多买公债,为国家做点贡献。”当美国侵略者的硝烟在鸭绿江畔燃起,1951年6月,为支援国家抗美援朝,苗海南购买了1架战斗机和10门大炮支援前线。这是国内企业界捐献第一人,由此推动了全省以及全国工商界的捐献活动。
1950年3月,苗海南在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填写选票

  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,苗海南被请去中南海怀仁堂。周总理把他往人群里推,他挤到主席面前,身边的人向毛主席介绍,主席大声说:“你就是山东的苗海南啊!还这么年轻!”1955年毛主席寿诞之日,苗海南还被邀到中南海去吃寿面。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还曾讲过:“有人说苗海南没有用,我说苗海南是有用的。”一次,苗海南被邀参加最高国务会议,当讨论私营企业的改造问题时,毛主席讲完话,苗海南深受鼓舞,情绪激动,抢过话筒发言表示:“我经营的厂子走公私合营的道路,也可直接改为国营!”从北京返回济南后,为实践他的诺言,济南成通纱厂于1953年12月就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,1954年5月被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。

教育传家 后辈人才济济

  在儿女的记忆中,父亲苗海南是一个既民主又严厉的人。因为受西方文化的熏陶,他对后辈讲究平等;又因为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淫,使他在后辈的教育中更加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印痕。
  记者请苗永尧先生回忆父辈留给自己最深的记忆,今年已79岁高龄的老人思路清晰,清矍的双眸在眼镜片后流溢着自豪平和的目光,缓缓谈起了自己童年以及青年时期的故事。他说艰难困苦中起家的父辈,特别牢记古人“富不过三代”的警训,在对子女的教育中,认定的是孟子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”的育人准则。“不吃苦就不能创业,就干不成任何事。”这是父辈经常教育子女的话,而且贯穿到实践中。苗家当年实行的是大家庭管理,一个开着面粉厂的人家,家里只老母亲有资格吃细粮,孩子是不准吃细粮的,但念书不怕花钱,学费一律实报实销。“我们上大学时,身上套的是粗布黑棉袍,脚上穿的是母亲手工做的布鞋,腰里没有一分零花钱。”
  注重实践和亲自动手,是苗氏兄弟对后代进行的最基础教育。每个孩子到一定年龄后,必须进厂当实践生。当年,年幼的苗海南就有超人的动手能力,第一次从老家来到济南时,他看到同聚长粮站挂的钟表不走了,他竟然摘下来鼓捣一番给修好了,让人大为称奇。苗星垣后来特别重视技术和设备的改造和创新,成丰纱厂都是自做发电机,所有面粉机械皆由自己生产,当时这在全国是第一家;从没进过校门的苗星垣还亲自动手改造锅炉,使改造后的锅炉一台顶两台用。父辈希望孩子们仍然走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道路。翻开苗家第二代的简历,你会发现,天文数学、物理、纺织机械是他们大学时代的选择方向,而且都卓有成就。其中,苗永淼(苗星垣之子)为留美博士,回国后为西安交大教授,国务院第一批学位委员,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位流体机械专业的博士生;苗永瑞(苗星垣之子)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是天体测量和时间频率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,曾获中科院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;苗永宽(苗海南之子)为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、教授,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,1977年8月作为中年科学家代表,与方毅、胡乔木、于光远等人一起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;还有3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……
  远去的岁月尘封不住民族功臣的历史,苗海南以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,写就了一部民族工业早期发展的巨著。党和人民给了苗海南极大的信任,他先后被推选和任命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山东省副省长、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。今日,当自主创新成为振兴国家的口号,对故人的怀念又多了一层现实的意义。

前排自左至右为:陈孟元、艾鲁川、郭子化、许世友、傅秋涛;后排自左至右第二起:张东木、苗海南、张国华、黄元吉



链接:桓台的苗氏家族
□ 苗尔澜

“大苗家”粮栈“恒聚成”
  济南开埠以前,泺口镇是粮食集散重地。开埠以后,泺口的水运优势被胶济、津浦两大铁路干线所替代,许多粮栈便移至商埠,大都集中在经一路和官扎营一带。
  济南近代的民族工商业者,有不少靠经营粮栈积累起原始资本,而后涉足其他领域。桓台的苗氏家族,便颇具代表性。
  苗氏家族在清朝咸丰年间分为6支,长支与次支的第二代人先后在济南兴办工商业,逐渐形成了苗氏民族资本集团。因他们出自两支,故有“大苗家”、“小苗家”之说。苗世厚(德卿)、苗杏村(世远)、苗兰亭(苗世厚次子)是长支中的代表人物;苗星垣(世德)、苗海南(世循)是次支中的代表人物。他们在济南创办企业50余年,既有合作又有竞争,既各立门户又有共同利益。
  苗氏家族在济南创业,始自苗世厚。早年,苗世厚在桓台索镇贩煤,后与人合作开油坊,稍有积蓄。1900年,苗世厚与郑金生、杨育轩合资,在济南泺口开设了“恭聚和粮栈”,担任经理。苗世厚初来济南,人地两生,便由郑金生出面,到山东巡抚袁世凯门下走动,为他捐了一个例贡生,授六品衔,候补直隶州州同。这种双重身份,对他在济南经商大有裨益。
  1906年,苗世厚又与荣仲森合作,在泺口开设了“恒聚和粮栈”,担任经理。因身兼两职,唯恐顾此失彼,乃让其五弟苗杏村担任“恒聚和粮栈”副理,主持栈务。1910年,苗世厚又在泺口开设了“公聚和粮栈”。这是“大苗家”独资创办的第一个商号,由苗杏村担任经理。
  当时,辛亥革命爆发在即,局势动荡。郑、杨、荣三家担心生意受损,遂将股本退出。苗世厚与苗杏村为了便于管理,撤销了“恭聚和”与“恒聚和”,只保留了“公聚和”。1911年,苗世厚与苗杏村在济南西站(今纬六路货场)附近开设了“恒聚成炭栈”。次年,泺口黄河铁路大桥建成通车,胶济、津浦两大铁路干线贯通,各地客商云集商埠,粮食交易愈加活跃。苗世厚与苗杏村便把炭栈改为粮栈,并在经一路纬四路北首盖了30余间二层楼房,经营代客买卖业务。此时,苗世厚已年近六旬且积劳成疾,粮栈主要由苗杏村打理,苗世厚次子苗兰亭予以襄助。
  苗杏村熟谙商道,有胆有识,长于交际,知人善任。他在胶济、津浦沿线设立了30余处分庄,坐庄人员大都是桓邑乡友,无不尽心尽力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,苗杏村使“恒聚成”的资本翻了50倍,成为济南首屈一指的大粮栈。
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中国的粮油出口量骤增。1915年,苗杏村通过一单花生米生意结识了广东出口商、“丹麦宝隆洋行”的买办罗叔羲,并通过他结识了一批做生米交易的广东帮出口商。为了拉住这批大客户,苗杏村颇动了一番脑筋。
当时,商埠经一路一带有不少大小粮栈。苗杏村遍告同业,免费为他们存放货物并妥为保管。许多仓库狭小的粮栈喜出望外,纷纷把各自的货物存放在“恒聚成”的仓库内。广帮客商来到济南后,看到“恒聚成”仓库内的粮食堆积如山,对“恒聚成”的实力深信不疑,遂与“恒聚成”建立了合作关系。
  为了能与广帮客商长期合作,苗杏村在粮栈内辟出数间客房,用于他们住宿。他用高薪聘请了一位广东籍粤菜厨师,专为他们开小灶,山珍海味,水陆并陈。香烟美酒均为“大炮台”、法国“老斧头”白兰地之类的上等货色。闲暇之时,苗杏村派专人陪他们游山玩水,所有费用均由“恒聚成”承担。
  在生意上,苗杏村恪守信用,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客商受损。一次,广帮客商订购了一批生米期货,“恒聚成”在备货时,国内米价突然大涨。广帮派人来询问如何处置,苗杏村慨然表示“按合同如期交货,一切损失由‘恒聚成’承担”。仅此一宗生意,“恒聚成”便损失10余万元。但也正是因为这宗生意,使苗杏村取得了广帮的更大信任。自1915年起,“恒聚成”独揽广帮生意长达22年之久,并由此形成了对生米交易的垄断地位。1916年,“济南粮业公所”(粮关)在官扎营前街成立,但济南的生米交易从不在粮关进行,而是在“恒聚成”开盘交易。“恒聚成”不开价,其他粮栈就不能成交。仅此一端,便足以证明“恒聚成”在济南粮业中的地位。
  “恒聚成”的另一大客户,是有中国“面粉大王”、“棉纱大王”之称的荣宗敬。1915年,荣宗敬因原料缺乏,要求“恒聚成”在30天内代购一大批小麦。苗杏村按时按量把小麦发到无锡茂新面粉厂,为荣宗敬所倚重。是年春节,苗杏村亲赴上海拜望荣宗敬,二人遂结为好友。1917年,荣宗敬在济南设立茂新四厂,苗杏村在各方面予以鼎力相助。荣宗敬在其他地方建厂均遇到一些阻力,唯有在济南最为顺利。茂新四厂建成后,荣宗敬力邀苗杏村出任经理,以示感谢。被苗杏村婉言谢绝后,遂将茂新四厂的小麦代购权授予“恒聚成”。自1919年茂新四厂投产到“七七事变”停产的近20年间,“恒聚成”仅此一项便获利颇丰。
    苗杏村之所以不出任茂新四厂经理,原因之一是打算自己创办面粉厂。其时,苗世厚虽已不再过问粮栈事务,但创办面粉厂的愿望亦十分强烈。1919年,苗世厚在病危之际,指着报纸上“实业救国”的大标题对苗杏村说:“……要开办面粉厂。”不久,苗世厚病逝。
  1921年,“大苗家”和“小苗家”首度合作,开始筹办面粉厂。“恒聚成粮栈”的生意虽然如日中天,但在面粉厂投产之后,便成为苗氏家族的副业了。
“小苗家”粮栈“同聚长” 
  “小苗家”的代表人物是苗星垣与苗海南兄弟俩,两人与“大苗家”的代表人物苗世厚、苗杏村均为“世”字辈。苗杏村名为“世远”,字是“杏村”。他与苗世厚来济南后,在往来信函、呈请公文中均署名“苗杏村”。苗星垣(名世德)、苗海南(名世循)与苗杏村一样,也都把字作为名,使用了一生。
  苗星垣生于1891年,少时读过几年私塾。“大苗家”在济南创业之时,苗星垣尚在桓台给人打短工。1910年,19岁的苗星垣来济南投奔苗世厚,经苗世厚介绍,在泺口的“公聚祥粮栈”当了一名伙计。
  苗星垣进入“公聚祥粮栈”后,始终没有学习生意的机会。因为按照粮栈规矩,晚进粮栈的伙计要负责烧水做饭等一切杂务,甚至还要给正副经理端洗脚水,直到新伙计入栈,才能将这些杂务交由他人去做。苗星垣一直干了两年,也没有新伙计入栈,自感学生意无望,遂萌生去意。后又经苗世厚介绍,转到“利成粮栈”当了一名练习生。
  进入“利成粮栈”后,苗星垣早起晚睡,勤勉好学,一年后即被提升为职员,负责外跑,到各处联系生意。苗星垣在“利成粮栈”干了三年,不仅学到了不少东西,而且还结交了一些粮食行的朋友。其时,王冠东、张仲磐与另一位股东在济南开设了“泰华粮栈”,生意兴隆。苗星垣与王冠东年龄相仿,意气相投,成为好友。王冠东力邀苗星垣来“泰华粮栈”担任副理,并允诺给予利润分成。从此,苗星垣与王冠东、张仲磐成为挚友,长期共事。
  苗星垣长于辞令,热心社会活动。在“泰华粮栈”期间,他参加了济南的“五四运动”,被推举为商界代表。他还发起创办了《大民主报》,影响一时。他利用副理的身份,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,其中包括“东莱银行”经理于耀西。凡此种种,均为他以后创办工商业奠定了社会基础。
  1920年,苗星垣、王冠东、张仲磐与另一位股东产生了矛盾,三人遂从“泰华粮栈”分伙出来,而“泰华粮栈”亦宣告关闭。苗星垣与王冠东、张仲磐另立门户,共同投资在经三路纬二路盖了楼房,开设了一处新粮栈。三人取“同仁相聚、情深意长”之意,定名为“同聚长粮栈”,由苗星垣负责栈务。这是“小苗家”与他人合资创办的第一个商号。也正是从此时起,“小苗家”开始在济南崛起。在以后的十几年间,“同聚长粮栈”与“大苗家”的“恒聚成粮栈”并驾齐驱,名闻商埠,成为苗氏民族资本的根基。
  “同聚长粮栈”的营业大楼十分气派,内设食堂,由一流厨师掌勺,以招待外地客商。苗星垣还仿照“大苗家”的做法,在胶济、津浦沿线各重要粮食集散地也设立了30余处分庄。这些分庄,大都与“恒聚成”的分庄同处一地。
  “同聚长”甫一成立,苗星垣便将在“泰华粮栈”期间所结识的东北粮商拉了过来。这批东北粮商资金雄厚,出货量大,每年运到济南的大豆和高粱都有数十万包。与“恒聚成”垄断济南的生米交易一样,“同聚长”垄断了济南的高粱交易。
  苗星垣在经营中考虑缜密,而且事必躬亲。他在邮局设有专用信箱,在电话局设有专用长途电话,在粮关设有专线电话。每年夏收和秋收之前,他都要派人四处调查,预测丰歉。新粮上场后,各地的函电不断,苗星垣均亲自批阅,从不假手他人,并根据这些函电,作出经营决断。
  1927年底,“同聚长”在蚌埠收购小麦数百吨,未能及时运出,暂存于蚌埠分庄的仓库内。次年2月,各地粮商仍然在蚌埠一带抢购小麦。苗星垣根据各地的函电,判定小麦价格将会下落,便立即通知蚌埠的坐庄人员就地出手。数百吨小麦抛售后,价格随即下落。各地粮商损失惨重,而“同聚长”却卖了一个最高价。由于苗星垣经营有道,到了1930年以后,“同聚长”已经是拥有30多万资本的大粮号了。
  苗星垣在生活上精打细算,绝不乱花一分钱。但在考虑人才培养和事业的长远发展时却舍得投入。他初来济南时,胞弟苗海南才6岁,家境困窘。后来他收入渐丰,使苗海南得以在桓台读完小学和中学。 1924年,苗星垣有了涉足纺织业的长远打算,便安排苗海南到南通纺织学院学习,1928年又送苗海南赴英国皇家纺织学院学习。
  正是因为有了苗星垣的长远打算和投入,才有了济南的“成通纱厂”(国棉四厂),才有了济南的“文德铁工厂”(机床四厂),才有了济南的老字号“德馨斋”,才有了“开发大西北”的壮举。
  也正是因为有了苗星垣的长远打算和投入,才造就了苗海南,使他成了济南第一位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民族工业家,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了一名“红色资本家”,成了毛泽东生日宴会的座上客,成了山东省副省长。
    苗星垣于1958年谢世,而胞弟能有诸多殊荣,亦足以使他无憾了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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